因定居加拿大的北大传播学硕士李悠悠在网上实名举报“长江学者”、前北大中文系教授沈阳，22年前沈阳性侵北大女生学高岩，最终导致其自杀一事重新浮出水面，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评议。

我想有一点大家都不会否认，高岩作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无疑经历过无数场考试，每一场考试可以说都是一道险关，她完全有资格充满骄傲地称自己为一路过关斩将的胜利者。没错，她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尖子，更准确地说，是尖子中的尖子。全国能考上北大的女生每年有几人啊？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尖子中的尖子，在另一场全然不同的考试中，一场严峻的人生考试中却彻底考砸了。不但考砸了，而且把命都丢了！

高岩之死，毋庸置疑罪在沈阳，罪在当今中国大学师德的败坏。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换一个角度看，高岩之死也再次证明了中国教育的失败！

不难设想，当年摆在高岩面前的至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遭遇的黑暗抗争，一种是自行了断逃避黑暗。很多人会选择前者，高岩当然也可以选择前者，但她没选，而是选择了后者。

那么高岩为何没有选择跟黑暗抗争，而是选择了以自行了断的方式来逃避黑暗呢？除去性格原因外（因为不清楚所以在此不论），我想主要是因为她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只教会了她怎么死读书，怎么应对考试，没有告诉她将来要面对的真实的社会与人生是怎样的，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社会与人生既有光明的一面，也不可避免会有黑暗的一面，甚至有时前者还可能会压倒后者；更没有告诉她遭遇黑暗时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跟黑暗做斗争。试想，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高岩在遭遇黑暗时怎么可能有自我保护和反抗黑暗的能力呢？说白了，她其实是只软弱的小绵羊。不难想象她在沈阳这头强大的色狼的进攻面前是如何得手足无措束手被擒，在遭遇流言的伤害时又是如何得忍气吞声绝望至极。在这种情形下，扛不住压力的她唯一可选择的只能是自杀了。此其一。

其二，高岩被沈阳性侵后，尽管心情极度郁闷，曾向闺蜜吐槽，但却没有把事情告诉她其实最应该告诉也最值得依赖的父母。她为什么没有把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呢？我想那是因为她觉得无法在父母面前启口说出这件事。而她之所以会觉得无法启口，则是因为自小到大父母与她的关系一直都不是那种彼此可以畅所欲言的宽松自由的关系，以至于当她长大后遇到难题需要父母的帮助时没法跟他们张口了，想张口也失去了张口的能力。

据媒体报导，高岩母亲周树铭跟采访她的记者透露，高岩最初曾说：“沈阳课上得挺好，也挺喜欢他的。”但后来高岩曾表示讨厌沈阳，“因为一天到晚让我干事，让我收钱。”周树铭就给高岩解释说，“妈妈也是当老师的，别这么大怨气。”高岩回答说，“算了，不跟你说了。”

周树铭还告诉媒体，高岩自杀之前曾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她回忆说：“有一次我下班回来，她不开门，我就把门踹开，发现她在睡觉，不正常地睡觉，就叫车送到复兴医院，后来就知道她是吃安眠药了。孩子说，活着没意思。”母亲问高岩：“怎么没意思？理想的学校北大中文系都保送了，你多顺啊！干吗这么想？”

可见，高岩被性侵后自杀前不是没有异常表现，但父母却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显然不是女儿的内心，而是她的学业（不用说这样的价值观和教育理念本身就有很大问题），而高岩自己也没有勇气将遇到的不幸在父母面前和盘托出。

试想，如果从小到大，高岩的父母能够给女儿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鼓励女儿在自己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使得她从小就习惯于在他们面前无所不言，在她遭遇人生难题还会出现“算了，不跟你说了”这样的可悲局面吗？我敢断言，如果高岩遭遇性侵后能及时地毫无顾忌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取得他们的帮助，事情至少不会糟到她活不下去的地步。

一言以蔽之，高岩之死不仅罪在无良叫兽沈阳，扭曲失败的中国教育也难逃其责。正是这种教育把高岩“培养”成了一只无法应对人生逆境的小绵羊，造成了高岩与父母之间难以跨越的沟壑，使得她在遭遇性侵和流言的伤害后走上了绝路，而这种选择本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我相信，高岩的悲剧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只要师德的败坏不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只要中国的教育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样的悲剧还会在中国继续上演。信不？